【推薦原因】
在這看似資訊爆炸的時代，仍有許多秘密被政府監守著，當我們試圖接露，過程往往鋌而走險。如果你是以公眾利益為優先的媒體人，該如何突破這些監視的關卡？以及資訊傳播後，該如何保護自己？媒體播報秘密資訊的權利真的有被落實嗎？希望看完以後讀者能找到這些答案。
「為了公眾利益，媒體有播報秘密資訊的權利。」
這是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提到的權益。然而，事實上，所謂的祕密仍被政府監控，媒體人所依靠的法律條文，似乎只淪為形式。現在，我們可以聽到某些被揭露的秘密，得依靠告密者告訴記者，以完成法律賦予我們的權利：新聞自由。
自由與代價
詹姆士．瑞森就是個告密者的例子。「美國中情局幾乎將整個核彈的設計藍圖奉送給伊朗。」在詹姆士寫的書中這段話聽來很震驚也令人質疑，但從美國政府接下來的行為，能得知事情屬實。
2007 年至 2015 年間，由於他拒絕對政府透露任何關於告密者的訊息，詹姆士八年間過著被監視的生活。奇怪的是，在審判日前幾天，政府撤銷對詹姆士的所有要求，原來他的所有電子紀錄都被調了出來，其中當然包括通話紀錄，因此，檢方得知中情局的告密者，並對之提起訴訟。
我們的媒體自由遇到了難題，詹姆士揭露秘密是他擁有的自由，但他卻得付出保護告密者的代價，那麼，自由的意義究竟是如何定義的呢？
政府監控的目的
由於事件很可能攸關全民的福祉或利弊，告密者將政府掩藏的事情告訴記者，目的是透過媒體管道將資訊散播到社會大眾。而政府監控的目的不外乎利益考量或為了維持社會秩序，若每個決定皆訴諸人民，可能引來更多的爭議而導致社會紊亂。然而，政府對告密者採取行政訴訟的理由，可能是涉嫌竊聽盜取公家機關資料，那麼這與當初政府竊聽詹姆士通話紀錄的行為是否有雷同之處？國家制定的法律條文，和政府的運作是否該達成共識？否則將產生人民與國家諜對諜的情況。
新聞界的反制
資訊化的時代，政府越來越能準確掌控資訊的源頭，揪出告密者。但新聞界也發明了軟體反制政府的監控，能在政府行使公權力時（例如竊聽）適時形成一個防護層，保護告密者的一切資訊。雖然這聽起來是個非常有作為的系統，但相對而言，我們也無法保證政府是否也在研發新的監控技術。
我想新聞媒體界的反制，除了從技術工具層面，也許也能從社會意識、教育思辯的方向著手，畢竟我們要的是一個安全的環境執行我們應有的權利，越多人意識到「資訊流通其實並不安全」，越能將這股力量帶給政府，改變的可能性也就多一點。
那些勇敢的人們
如同講者在結尾提到：「這些工具不僅僅是保護那些揭發罪行的男女，也是保障我們在憲法上應有的基本權利。」檯面上輸出資訊的媒體人，或者私下傳訊的告密者，不論風險再大，皆勇敢實踐法律賦予的人權，讓隱蔽的資訊得以被看見，他們意識到基本權利與實際的落差，勇敢做自己認為是對的事情。希望這份勇氣不只發生在媒體與政府之間，也能夠延續在我們生活中的每個當下，開創新局。
網站圖源皆來自 TED，更多細節詳見 TED.com。
